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于1926年到清华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后又长期任清华历史系和中文系合聘教授，1949年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国学大师。
先父陈寅恪在中年双目相继失明，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对于终身以读书、教学、研究学问为己任的父亲而言，其痛苦是他人难以体会的。我们那时虽然年龄尚幼，未能理解父母内心的悲楚，但已能感知全家都笼罩在忧郁的气氛之中。有关父亲失明的记述，在我们姊妹的回忆短文中分别有载，但当时全凭回忆，姊妹又分居各地，记述略有误差；近年根据父亲生前友好发表的日记、信件等资料，我们又再追忆、讨论，将往事记下。
父亲出身在一个世代读书的家庭，家中藏书丰富，自五六岁入家塾启蒙后即嗜好读书，此况如王锺翰先生在《陈寅恪先生杂忆》文中关于先父突患左眼视网膜剥离症一段所记：
先生一日见告：我之目疾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细小油灯藏于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本之书，字既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
先伯父、先姑母也曾述及以上情景，并告我们，父亲自幼秉性好静，嗜阅读，常深思，不喜户外游戏。
从我们记事起父亲鼻梁上总离不开眼镜，抗日战争爆发前在清华园里，无论是夹着布包袱上课堂或回家伏案工作，以及生活起居都离不开它，幼时只知是近视眼，究竟有多少度数，并不清楚。现在想来父亲眼睛近视的缘由，遗传因素难以察考，祖父80高龄后仍能阅读，祖母亦无视力不佳之闻；而环境因素与父亲孩童时即长期近距离用眼，光照严重不足有密切关系。父亲在13岁正值少年生长发育旺盛，也是眼球长轴发育趋向稳定之际，东渡日本求学，他曾谈到昔日伙食甚差，每日上学所带便当只有点咸萝卜佐餐，偶尔有块既生又腥的鱼而已。即便如此父亲在异乡仍苦读不辍，以致营养不良，引发“脚气病”，不得已返国。
1937年，父亲刚满47岁，“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军攻占了北平，祖父忧愤不食于9月14日弃世，此为家中最重大变故，而伯父、叔父均在南方，交通阻隔，奔丧尚未赶到，父亲为当时家中惟一的儿子，先行主持丧事。国事、家事令他心情十分沉重；又极劳累，亲友来吊唁时家属均一一还礼，叩首或鞠躬，频繁弯腰、低头，以后方知，此类姿势对高度近视者极不相宜，可能诱发视网膜脱离。多种因素促使父亲在祖父治丧期间右眼视力急剧下降。不得已到同仁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决定是否施行手术，对父母是一次严峻的选择。父亲一度住进同仁医院眼科病房，他不仅向医生询问有关病情，手术前后事宜及成功或失败的预测等，还向病友及病房工友探询。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父亲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当年，美延刚出生，流求八岁。侧听父母严肃交谈反复商量，从大人的语句中感觉出父母做出决定很慎重，也极艰难。父亲终于决定放弃手术治疗眼疾，准备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之校址。此时父辈四兄弟均已抵达，共议祖父身后事，在祖父逝世后刚满“七七”尚未出殡时，于11月3日父亲隐瞒了教授身份，携妻带女，离开北平，决心用惟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历经逃难的各种艰辛，才到达湖南长沙，不久因战局关系，学校迁往云南。父亲只身到西南联大任教。在此期间父亲时常患病，视力模糊，阅读、书写吃力，加之逃难途中丢失了曾多年亲手批注阅读心得的宝贵书籍等等原因，情绪低落。据当年同在昆明的俞启忠表兄相告，逢空袭警报来临，他常陪同父亲去躲避轰炸，以防父亲因视力缺陷发生意外。
漫长的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我家几经逃难，父亲体质愈加衰弱，母亲及幼女时有病痛，至1943年底才到达四川成都，任教于燕京大学。先住入学校租赁的民房内，此时正值抗战后期，物价飞涨。灯光昏暗，且常停电，父亲用惟一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照旧备课并从事学术研究，完成多篇论著。父亲视力日渐减退，回顾那时他的手写字迹已较前明显增大，记得一次期末评卷后，父亲因视力不济，已无法按校方要求将考分登录在细小的表格内，无奈之下只有叫流求协助完成这项费眼力的工作。
1944年秋，我们迁入成都华西坝广益路宿舍。11月中旬父亲左眼已经恶化，但未休息仍继续授课，石泉（刘适）、李涵（缪希相）先生在《追忆先师寅恪先生》文中说：
他（指先父——作者注）在课堂上对大家说：“我最近跌了一跤后，惟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说不定会瞎。”
1944年11月23日父亲致函中央研究院李济、傅斯年二先生，谈到（见《陈寅恪书信集》）：
弟前十日目甚昏花，深恐视网膜脱离，则成瞽废。后经检验，乃是目珠水内有沉淀质，非手术及药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想是滋养缺少，血输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终日苦昏眩而服药亦难见效，若忽然全瞽，岂不太苦，则生不如死矣。
《吴宓日记》1944年12月10日记有与父亲同在燕京校楼晤面事，过两天后12月12日记：
宓访寅恪于广益学舍宅，知寅恪左目今晨又不明，不能赴宴。
在此寒冷的早晨，父亲突然感到左眼失去光明，忙叫流求去通知学生：他当天不能上课。并即刻到存仁医院诊视。12月14日，因左眼视网膜脱离，住入该院治疗。
入院后由陈耀真教授主持，于12月18日进行手术。母亲给傅斯年先生的信中述（见《陈寅恪书信集》）：
寅恪经手术后，今日为第九天，内部网膜究竟粘合成功否？尚看不清楚，又须平睡，不许稍动，极苦，而胃口大伤……
母亲昼夜在病榻旁，又急又累，旧病复发。此刻燕京大学的师友、学生非常关心，轮流在床边守护如同家人，对此情谊，我们未曾忘怀。流求、小彭正念初中。每日午后由家里送汤水到医院，但父亲进食很少，体质更加下降，对伤口愈合殊为不利。
术后一月，医生告知第一次手术未成功，准备再施二次手术。父母甚为踌躇，母亲曾向亲友征询意见，最后父亲自己定夺暂不再手术。因感到第一次开刀不但未粘上，并弄出新毛病；若二次再开刀，医言又无把握，现静养一月渐有进步，万一将来忽然变坏，然后再开刀。基于病变性质，当年的医疗技术设备条件及身体基础状况等原因，父亲于旧历除夕前出院，以后我家与陈耀真、毛文书教授家仍互有往来。
父亲虽归来与家人共度旧历乙酉元旦，而面对如此打击，父母情绪极为低沉，父亲心境可循其当时诗作略知一二。例如旧历乙酉年正月初二所作：
目疾久不愈书恨（见《陈寅恪诗集》，1945年2月作）
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
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讠乇任寒饥。
西浮瀛海言空许，北望幽燕骨待归。
先君柩暂厝北平，待归葬西湖。
弹指八年多少恨，蔡威惟有血?衣。
不久刘适老师兼任助教，每日来家协助父亲工作。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9月父亲应英国皇家学会及牛津大学之约，去伦敦疗治眼疾。父亲抱着最后希望，祈盼恢复一定视力，决定远涉重洋。这时他双目不明，身体虚弱，母亲又不能同行，困难可以想见。幸有西南联合大学邵循正等四位教授赴英之便，结伴同行。成都至昆明一程，原定吴宓伯父陪同，因病改请刘适老师护送，9月14日父亲离家远行。父亲有诗记此行：
乙酉秋赴英疗治目疾自印度乘水上飞机至伦敦途中作（见《陈寅恪诗集》）
眼暗犹思得复明，强扶衰病试飞行。
还家魂梦穿云断，去国衣装入海轻。
异域岂能医异疾，前游真已隔前生。
三洲四日匆匆过，多少伤今念昔情。
父亲抵伦敦后，由著名眼科专家SirStewardDuke－Elder负责诊治，从代笔的家书中简述了自己的感受，第一次手术后有进步，但眼睛吸收光线尚无好转，仍模糊；第二次手术想粘上脱离之部分，失败。但总的比出国时好，医告勿须再施手术。父亲尚存最后一线奢望，请熊式一教授把英伦医生所写的诊断书寄给时在美国的老友胡适先生，经托人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亦无良策。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见《胡适日记》［手稿本〕1946年4月16日所记）：
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父亲于1946年春结伴买棹归来，途经纽约，数位旧友特登船看望，他对赵元任夫人说：“赵太太，我眼虽看不见你，但是你的样子还像在眼前一样。”可知当时的视力情况。轮抵上海，由新午姑母登舟接到南京暂住，于10月返回北平清华大学。此时父亲虽然双目失明，仍期望在同事及友人协助下继续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纵观父亲眼睛的悲剧，与半个多世纪前外敌入侵我国紧密相关，父亲及祖辈素来视国家兴亡、民族气节为至上，为此而颠沛流离、生计困窘、营养匮乏，这些均促使悲剧过早发生。然而父亲并未因双目失明而停止教书及研究工作。在助手帮助下，以耳代目，以口代笔，迄至晚年骨折卧床依然顽强坚持著述创作。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揪出批斗，同时勒令禁止其“反动学术研究”，查抄其诗文稿谓“供批判用”……至此，才停止了学术创作，而不久也被迫害身亡，父亲就这样走完了那昏黑长夜，结束了瞽者生涯。 （摘自《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宗璞、熊秉明主编，北京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本文作者陈流求，陈美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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